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我国新时代民族工作在宏观层面的重大部署。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由此开启了国内学术界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阶段。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于绵延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历史长河中，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和社会组织基础，是古今文明和中西文明融合的结果。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统维度

　　从传统的角度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它包含对“中国传统文化”“传统社会结构”“历史发展脉络”等要素的批判性继承。

　　1.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维度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包含着“华夷一体”“大一统”“天下观”等古代中国政治思想成分。

　　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体系中，并没有华夷之间的绝对分野，“有教则无族类之分”是对古代民族关系理念的最好概括。由此观之，中国古代的民族观是超越了民族、宗教、地域和国家的“文化族类观”，在天下体系的同心圆结构中，只要接受了中华文明的礼俗文化和典章制度，就构成了中华文明体的一部分。

　　“大一统”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意涵最丰富的部分，也是对“家国天下”的古代政治格局影响最深刻的思想。鸦片战争之后，“大一统”思想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开始了近代转型。转型后的“大一统”思想以强调国家一体为基础，在“兼容并包”的东方精神里开始糅合进“民主共和”的西式原则。

　　“天下观”诞生于春秋战国时期，而后被儒家学者建构为中国封建王朝国家的意识形态。作为儒学政治思想对政治秩序的设想，“天下观”既是包含了“四海”“五方”“九州”等地理空间意义上的世界观，又是糅合了“畿服”“大一统”“夷夏之辨”等政治理念的国家观。同时，“天下观”的内容也随着人类认识的进步和时代发展的需求而不断变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赵汀阳认为，天下是内涵了“地理学意义上的土地、社会学意义上的民心和政治学意义上的制度”三位一体结构的世界概念。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批判地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成分，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当代实践，成为当前民族工作领域的重要概念。

　　2.从传统社会结构的维度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包含着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批判性继承。

　　在中国传统的社会体系中，建立于农业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是一种“家国同构”式的社会结构，在这一社会结构中形成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理念。

　　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即使到了今天，我们仍能听到对“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的“家国同构”理念的宣扬。这种“大家庭”模式的共同体结构也反映在经典歌曲和影视作品中，如歌曲《爱我中华》中的歌词“五十六族兄弟姐妹是一家”以及电影《草原英雄小姐妹》，都体现了个人、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密切关系。

　　中华民族以“家的模式”叙说着共同体的包容性，“两岸同胞”“中华儿女”“兄弟姐妹”等都承载着中国语境中对民族关系的表达。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概念演变，更凸显了“共同”的价值意涵——“共同的历史记忆、共同的精神文化、共同的责任使命、共同的前途命运”。经济社会的共同进步和历史文化的一脉相连，都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政治资源，共同推动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整合和多民族社会的协调发展。

　　3.从中国历史脉络的维度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包含着对中国数次“大一统”历史的承继与发展。

　　“大一统”理念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持久地贯穿于中国古代政治发展历程，并支撑着具有“超稳定结构性”的中国古代社会。

　　王朝时代的中国，无论是汉族统治者登基大宝、南面称孤，还是少数民族领袖入主中原、建极绥猷，“大一统”思想始终贯穿于整个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始末。正是这种强大而持续的内聚力，使得中华文明连续几千年来虽历经冲击与磨难，仍焕发着强大的生命力与创造力。

　　秦建立了中国王朝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性质的国家，其采取的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等举措为域内不同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奠定了基础。西汉时期，董仲舒将儒学发展成以“大一统”思想为内核的新儒学，并成为古代王朝政治的思想圭臬。盛唐的气势恢宏建立在开放包容的思想与国富民强的文治武功基础之上，它将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推向了空前的状态。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全国性“大一统”政权，也将中国“大一统”局面推向新的高峰。明、清两代是中国王朝历史的最后两代，清代更是奠定了现代中国疆域的版图，整合了边疆与内地之间的关系。

　　纵观整个中国的古代发展史，各民族同胞始终保持着对稳定与统一的“太平盛世”的渴望和追求，而动荡与分裂的年代总是伴随着“兵荒马乱”和“黎民涂炭”的悲苦记忆。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代维度

　　从现代性的角度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它包含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繁荣”“现代国民教育的普及”等多方面内容。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基础。

　　新中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结束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被侵略被奴役的屈辱历史，也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新篇章。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成果，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制度保障。新中国重新铸就了现代转型后的“大一统”政治格局，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了由“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复兴之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保障了全国各族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也提高了各族群众的政治参与能力和政治参与积极性。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是要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力，用制度体系保障人民当家做主。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增加了各族群众之间的政治交流，增强了各族群众之间的政治联系，增进了各族群众之间的政治互信，从而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繁荣发展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经济基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探索建立的，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流通、激活经济发展潜力。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巩固了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实现了国内人员与物资的自由流通，增强了各族群众在经济上的交流与往来，促进了国内民族关系在经济方面的整合，推动了各族群众的交往交流交融。尤其是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趋完善，激活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实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飞跃式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由成立初期的“一穷二白”一跃成为当今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科技创新能力与经济发展能力日趋提高，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3.现代国民教育的普及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基础。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需要教育事业的支撑。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也会受到来自国内外负面或消极文化的影响，比如表现在民族意识层面的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国家必须从整体层面强化各族群众对国家的认同，以此来应对各种民族主义对国家凝聚力带来的负面影响。

　　现代国民教育既是“传道、授业、解惑”的知识传授过程，也是增强各族群众国家认同的重要途径。建设现代国民教育体系是文化兴国和族际关系整合的必由之路，也是在“多元一体格局”下增强各族群众国家认同的必由之路。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发展现代国民教育是解决“精神贫困”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国内平衡发展与充分发展的重要依托。因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深化教育改革，加快教育现代化，不仅能够促进国内平衡与充分的发展，而且能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文化基础与精神支撑。

　　两重维度互为补充、协同发力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统维度与现代维度之间的关系不是割裂的，而是相互依存、互为补充、协同发力的。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必然经历社会的转型，但社会转型并不等于历史断裂，它是在承继历史的基础上吸收新的营养成分，将社会引导向新的发展方向。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是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融合的结果，也是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融合的结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联结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纽带，既能解决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结构性张力问题，也为现代国家建设奠定了政治文化心理基础。在新时代的历史条件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离不开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滋养，更离不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国家建设工程的支撑。

　　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于蔓延数千年的中华文明体内，“大一统”思想是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始终保持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思想根源。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中，始终存在着推动各民族由分散走向统一的凝聚力量，这一力量既包括来自历代政府的鼓励推动，也包括来自民间社会的自然凝聚。

　　近代西方文明的冲击，既打破了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格局，也开启了中国的现代化之路。“现代国家建设”“民主政治发展”“市场经济繁荣”“现代教育进步”等现代要素都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是绝对的，西方文明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也糅合了大量的中国文化要素。纯粹的西方文化叙事并不能完整地解释中国的复杂性，今天的中国既继承了传统的“多元复合结构”，也深受“大一统”思想文化的深刻影响。在整个国家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我们建设的是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相契合的多民族统一、多元一体的现代国家。

　　正因为如此，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费正清将中国的现代转型视为“冲击-回应”的产物，这种观点得到诸多学者的认可，也是解释中国现代转型的主要理论范式之一。但我们必须清楚，西方文化的外来冲击只是这一理论结构的逻辑起点，中国社会本身的回应才是现代转型的重要内容。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处在中国现代政治秩序下的各民族早已形成了“同呼吸、共命运”的多民族统一体，中华民族大团结和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是保障国家昌盛、民族发展的重要前提。只有结合传统与现代的双重维度，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力量及其重要意义。